仇肖莘，一位60年代出生的女性创业者，走上了人生的新舞台。在2019年，51岁的她创办了爱芯元智。在此之前，她在国外生活了28年，过着美满的家庭生活，并在博通担任副总裁。因博通放弃了手机主芯片业务，仇肖莘决定回国，心中依然对5G有着强烈的执着。“我觉得5G还没有做完，”这股热情让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国。七年后，58岁的她在港交所敲响了上市的钟声，爱芯元智被市场称为“边缘计算芯片的先行者”。如今，公司在终端计算、智能驾驶和边缘AI等多个领域中覆盖高、中、低算力需求，累计出货量已超过2亿颗。

然而，仇肖莘并没有将创业列入自己的人生规划之中。作为曾任博通多位CEO下的高管，她发现“团队的工作方式没有太大变化”。但回到国内后，她需要适应全新的环境，自海外的职场文化转变为国内同事称呼她为“仇总”。起初，她对此颇不适应，经过一番挣扎后便放弃了这种抵触。卸任展锐CTO后，她的老友陈大同告诉她，若真想在芯片行业有所作为，就必须留在中国，因这里的机会更加丰厚。这段时间，中国科技行业经历了诸多变革，而这些变化成为推动她创业的契机，“我只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”。

一位老员工形容仇肖莘像一株稳定的植物，情绪平和、举止优雅、思维清晰、生活秩序井然，似乎从未因成功而膨胀的自我意识。每天清晨五点，仇肖莘就会开始新的一天，处理信息、和家人视频通话，还会坚持跑步，以此来调节心情。对她而言，工作是自身最大的爱好。九点到达公司，她会持续工作到深夜。她努力维持与客户的定期联络，学习掼蛋，适应白酒，渐渐反思并摆脱过往博通式的管理理念，努力理解更符合中国文化的管理风格。

仇肖莘开始深入理解这个充满活力却又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市场，勇于做那些“难而正确”的革新，比如将Transformer技术应用于芯片底层架构，开创国内AI ISP黑光全彩相机品类，并推出高算力芯片以对标英伟达的Thor-U。2026年8月9日，爱芯元智发布上市后的首次半年报，上半年营收达到4.02亿元，同比增长181.8%，毛利1.17亿元，同比增长308.3%，毛利率也从20%提升至29%。如今，爱芯元智有着宏大的战略目标。七年时间，仇肖莘这一“意外的创业者”已在市场扎下了根。

她表示，爱芯元智从未打算做“国产替代”，而是力求成为“世界一流”。这家公司不满足于现代架构的简单更新，而是为AI重新设计处理器。仇肖莘期望能够在智能驾驶、AI芯片和机器人芯片领域，复制在终端计算中的成功，争取可观的市场份额，尽管面临的是一些深受认可的行业巨头。然而，仇肖莘并不担忧，她能够清晰洞察对手的薄弱之处，同时也更明确自身的竞争优势。倘若你对科技投资圈中“00后小登”的讨论感到疲惫，这则是一个由60后女性创业者踏上舞台的故事。

“没有翻页” 访谈主持：你1985年入读清华大学，为什么选择自动化专业？ 仇肖莘：我当时是保送的。老师给我展示招生简章，自动化系的页面恰好在中央。 访谈主持：所以没有考虑翻页查看其他专业？ 仇肖莘：对，没有。觉得自动化的名字挺好听。那时提到四个现代化，我感觉自动化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访谈主持：清华85级的EE人才几乎奠定了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基础，虽然你不是电子系的，但也正好是85级，你觉得为什么这一届能培养如此多的人才？ 仇肖莘：其实在85级之前人才就一直涌现。芯片行业有像陈大同这样的77级电子系校友。从77级到85级，人才数量不断激增。我认为是那个时代人才稀缺，85级的成员适逢WTO，中国半导体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历程，因此自然而然成为了中坚力量。时代造就了英雄。 访谈主持：你当时是否认识像虞仁荣（韦尔股份的创始人）那一拨85级的同学？ 仇肖莘：都是回国后才认识的。当时清华一共2000多名学生，最多认得同系的同学，甚至连同系的男生都不太认识全。 访谈主持：1991年出国是容易的吗？ 仇肖莘：非常不容易。当时需要用打字机写申请信，每所学校的申请费都在五六十美元左右。我没钱，父母的月薪才100多元人民币。为了不浪费申请费，我不敢申请斯坦福和哈佛这样的名校，只报了一些学校。最终选择南加州，是因为那里提供奖学金。而且，在清华我研究的内容是利用汇编语言进行机械臂路径规划。